聚宝盆配资从“房东”到“股东”，深圳村民转型做风投

　　在深圳，村集体经济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转型。

　　近日，两只由深圳集体经济发起的创投基金——坂田人工智能创投基金和龙岗龙兴创投基金，引起外界的关注。两只基金的总规模达到3亿元，存续期10年，已完成意向资金募资，拟投向以人工智能为先导的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且目前已储备了一批优质项目。

　　由深圳村集体经济发起的创投基金远不止这两只，据不完全统计，在深圳南山、罗湖、龙岗、龙华、坪山等行政区，已有近40家村股份合作公司涉足创业投资。在这背后，既有传统的收租模式触及“天花板”的现实压力，也有政策松绑与产业机遇的共同推动。但相比稳定的租金分红，风险投资是“九死一生”的游戏，深圳村民能否闯出一条新路？

　　一名投资人告诉南都湾财社记者，深圳村集体做风投，一是近两年IPO收紧，不少知名投资机构也面临募资承压，而手握“重金”的深圳村民们，可能是募资的一个新方向；二是村集体经济过去依靠收租模式，收益持续走低。“但风险投资对于村集体经济还是新的尝试，预计规模不会太大。”

　　收租遇到天花板：南岭创投打响“第一枪”

　　深圳村集体经济走上风投之路，首先源于传统收益模式的局限。过去依靠“种房子”收租的模式，带来了长期稳定的现金流，但随着土地开发进入存量阶段，租金上涨空间有限，一些股份合作公司的分红已出现下滑。

　　一位深圳的投资人告诉南都·湾财社记者，深圳村集体经济过去习惯于收租，或是拿出一些固定资金去放贷，更偏好固定收益，逻辑都是稳定回报。如今这种逻辑正在被打破，风险投资与之完全不同。

　　而南岭村的探索为这种转型提供了现实案例。2017年，南岭村集体资金控股的南岭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成立，成为国内首个由村集体设立的创投基金管理人。此后，南岭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又直接出资设立广东首个村集体创投母基金，并在2018年完成首笔天使投资。2019年，进一步成立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

　　到2023年一季度，南岭创投旗下已累计投出12个高科技企业项目，涵盖生物医药、先进制造、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单笔投资从数百万元到数千万元不等。其中，海创药业（688302.SH）已于2022年在科创板上市，另有三四个项目计划申报IPO，部分天使轮项目估值增长超过10倍。

　　“他们有时候看到的是一个项目翻了多少倍、赚了多少钱，但是其实还有大量的项目是退不出来的。”上述投资人提醒。

　　而对于深圳村集体从“房东”转型“股东”，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国平在接受南都湾财社记者采访时指出，这一转型背后有三大动因：首先，传统收租经济已遇天花板，租金收益波动下降，必须寻找新增长点；其次，深圳“20+8”产业集群等新兴产业带来增长机遇，村集体“近水楼台先得月”，能够直接接触优质项目；第三，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产业基金建设，为村集体资金进入风投提供了制度背书与容错机制。

　　南岭创投大厦落户龙岗区1983创意园，这一“首尝螃蟹”的举动在2018年就曾引发全国关注。与其说南岭村是孤例，不如说它打开了深圳村集体经济转型的新路径。如今，龙岗区12个村集体与龙岗金控联合发起两只基金，总规模3亿元，聚焦硬科技和人工智能，意味着这种模式正从单点突破走向规模化试水。

　　从房东转型股东：深圳村民如何做好风投？

　　如果说“收租”是旱涝保收，那么风投就是“九死一生”。深圳村集体要从房东变股东，挑战不仅在资金投向的变化，更在观念与治理逻辑的重塑。

　　张国平告诉记者，风险投资对村集体来说是一场全新的博弈。首先，必须做好资金隔离，单只基金的出资比例不宜超过整体可支配资金的10%至20%，避免大盘资金被动摇；其次，需要通过“租金+股权”的双重收益逻辑降低风险；第三，必须建立科学决策机制，引入专业机构参与，防止“一言堂”。他强调：“投资失败率高，但如果能把资金比例、决策机制和专业团队配置做好，风险就能大大降低。”

　　前海开源基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也在接受南都湾财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深圳村民从收租人转变为投资人，去投资一些科技创新企业，抓住科技创新带来的机会，是一个好的现象。但他同时指出：“投资有风险，VC更是处于创新创业的早期阶段，十分考验投资者的眼光，还带有运气成分。所以建议深圳村集体要找专业的投资机构合作，要谨慎，不能盲目投资，亏了大钱难以向村民交代。”

　　合一产业运营公司董事长罗宇在接受南都湾财社记者采访时则进一步指出，从“房东”到“股东”、从“种房子”到“种企业”，对村集体股份公司来说是一场艰难跨越。在房地产下行的大背景下，村集体急需完成从传统收租经济到产业升级的迭代，但这一过程必须依赖系统工程。首先，管理层与股民内部必须形成明确的容亏率、投资决策程序和激励机制；其次，必须建立专业团队，投前研判与投后孵化赋能直接决定投资成败；第三，要依托自身产业空间，实现“招投联动”，把优质企业引入园区，同时让投资项目反哺产业空间。

　　这意味着，深圳村集体要真正做好投资人，既要克制冲动，也要强化治理能力。既要敢于试错，又要保持底线清醒。资金隔离、科学决策与专业化团队建设，将决定这场转型能否走得稳。

　　深圳“村投”之路：国资、村集体、专业机构三方协作

　　对于创投圈而言，深圳村民的闯入，或许将摸索出一条“国资+村集体+专业机构”三方协作的“村投”之路。

　　以2025年龙岗区为例，12个村集体与龙岗金控联合发起两只创投基金，总规模3亿元。其中，龙兴创投基金2亿元，龙岗金控出资30%，其余由村集体联合出资；坂田人工智能基金1亿元，由坂田集团及多个村集体出资。两只基金均由南岭创投担任管理人，存续期10年。这种架构下，村集体只作为有限合伙人（LP），不直接操盘投资，而由职业基金团队负责项目筛选和投后管理；国资作为出资方分担部分风险，并提供信誉背书。

　　张国平在采访中指出，村集体的独特优势在于“贴身感知”。他们与企业共处产业园区，能通过日常细节掌握企业真实运行情况，还能对创业者有更接地气的判断。这种监督作用是其他投资主体难以具备的。因此，村集体最合适的角色是作为有限合伙人，在基金中发挥风险监督者、资源提供者和资源赋能者的作用，与国资和专业机构形成互补。

　　不过，深圳“村投”模式的边界也很清晰。首先，村集体投向风投的资金规模，只占整体资产的一小部分。据深圳市国资委2021年数据，全市近1000家股份合作公司，总资产约2500亿元，净资产超1200亿元，物业面积超过1亿平方米，银行存款超过800亿元。相比庞大的资产池，创投投入目前仍属试探性。其次，深圳具备雄厚资产、创新生态和政策保障，模式难以复制到其他地区。

　　深圳村集体从“收租”到“风投”的转型，看似只是资金运作方式的变化，本质上却是经济现实、政策松绑与产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张国平认为，这场转型是深圳村集体经济主动适应产业升级的尝试，但要走得稳，还需在风险控制与机制建设上保持克制与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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